这是一本由一名黑人所撰写的关于美国白人贫困的书籍。我之所以要写《白人贫困》这本书，是因为在我看来，长期盘踞在美国人脑海中的那只有黑人母亲才会领取福利的种族主义形象，不仅仅是对黑人的贬低，而且是建立在一个掩盖了事实的迷思之上。这一事实就是美国有数千万白人同样深陷于贫困之中。除非我们直面美国白人的贫困现实，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持久存在的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到底有何真正特殊之处。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正视其真实的贫困人口组成，并认识到这些穷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白人。
美国存在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迷思，让我们很少能够直面这一基本事实。人类无法关照到目之所及的一切，因此发展出了聚焦的方法。迷思就是那些告诉我们该关注什么的共同叙事。当天然的风险潜藏于古代村庄的边缘，人们会讲述森林怪物的故事，以使所有人能将注意力集中于潜在的威胁之上。当航海民族的远航船只无法归航时，他们便创造出神话，宣称深海中潜伏着能够吞噬全部船员和货物的怪物。人类利用迷思来求得生存，并促使后人关注那些可能会被忽略的威胁。迷思既训练了我们的专注力，同时也让我们变得盲目。为了正视那些被我们刻意忽略的现实，我们必须抛弃那些曾经主宰过我们历史过往的众多迷思。
詹姆斯·鲍德温曾说：“直面现实并不见得能够改变现实，但如果不直面现实，则改变根本无从谈起。”我希望美国正视白人贫困的现状，因为我知道改变是有可能发生的。尽管困难重重，但我对此坚信不疑，因为我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知。
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发生了大游行，我出生在这次游行的两天之后。我的母亲总是说她在游行时便开始出现产前阵痛，但我兴许是想多观察几天事件的进展，所以两天之后才呱呱坠地。游行那天，包括黑人和白人在内的25万人涌入了国家广场，一场要求变革的群众运动就此蔚然兴起。正如马丁·路德·金在那天的演讲中所说，美国再次把对平等的承诺变成了一张空头支票：黑人儿童为了抗议他们的二等公民身份走上街头，却被消防水龙冲翻在地，并遭到警犬的袭击。年轻的约翰·刘易斯在演讲中明确表示，这场运动不仅要争取公民权利，还要求为那些“领取微薄工资或根本没有工资”的人争取经济正义。
两天后，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里，我父亲反对在我的出生证明上写上“黑人”这个似乎旨在将我分门别类的词汇。他绝非以自己是黑人为耻。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他们向来以身为黑人而感到自豪，以及黑人为美国和世界所做的贡献而深感骄傲。
我父亲坚持要我永远不要否认自己的任何一部分。是的，我是黑人。但这并不是我的全部。我们家族的血统源自塔斯卡洛拉印第安人、自由黑人以及眼睛蓝得像大西洋的欧洲裔祖先。想当年，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和我们被奴役的非洲先祖跨越大西洋来到了美洲，并逐渐与当地人融合。所以我父亲绝不会让政府说我只是一个“黑人”。他知道，那些相互交织的美洲血脉早已在我的基因中构建了三重纽带。我们不是一个二元分化的国家，不能简单地非“白”即“黑”。
但我确信，从国家的角度看来，我们的确已经迷失了自我。巴拉克·奥巴马当选后的茶党兴起，以及保守的唐纳德·川普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在共和党内的崛起，致使政治评论家们都纷纷断言，我们的国家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的确如此。我并非对现实视而不见，只是一些贯穿于我们历史始终，并用以分裂我们美国人的古老迷思，如今正在被进一步地放大，而导致这一结果的不仅仅是政治竞选活动，还包括24小时循环播放的有线电视新闻、社交媒体，由企业和亿万富翁资助的活动人士，以及那些决心消灭“政治正确”的傲慢校董们。
然而，尽管为了博得眼球，这些异曲同工的争斗被披上了崭新的外衣，但有近一半的美国人，却因为共同的贫困经历，不分种族、信仰以及地域地团结到了一起。他们承受着相同的苦难，但却没有被赋予共同的名字，因为官方对贫困的有缺陷的定义使得数以千万计美国人的利益被忽视。我们固然看到了一些关于贫困的报道，但这些报道都严重低估了美国人的贫困程度。有太多的美国人正深陷困境之中，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把日子维系下去。
正如我所主张的，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贫困，以便真实反映美国人民所面临的危机。我们目前用来描述美国贫困的数字和语言都是谩辞哗说。事实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日常生活最可恶特征之一就是我们谈论贫困的方式：在我们眼里，贫困仿佛只是一种异常现象，而非实际上它已经构成我们经济体系的固有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