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公开杀害后，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正义示威之一。我们看到各个种族的民众聚集到大小城镇的街头，决心改变压迫黑人的白人至上制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各种愤怒反弹情绪的出现，这些力量妖魔化反种族主义，禁止各种书籍，并试图在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基本主张的广泛人群之间制造分裂。
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刻，一个继承了黑人长期自由斗争传统的黑人却要写一本关于白人贫困的书，这多少会让人感到奇怪。我的一些朋友担心，由一个黑人揭开白人贫困的面纱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黑人苦难的紧迫性。但我反而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增强紧迫性的好方法。我探讨白人贫困，是为了以此表明，黑人群体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其他人群也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挣扎。试图单独打这场仗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早就该联合起来，停止彼此之间的对抗。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难以维持生计，无尽财富却越发集中于顶层少数人的社会之中，我们需要与任何能够看清这一现实的人联合起来。
我也充分理解，白人完全有理由质疑那些把“黑人”大写、把“白人”小写的人。谁能保证一个写白人贫困问题的黑人不会想看到局面逆转，让黑人占据上风？在这本书中，我解释了为什么在我看来，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真正的身份归属。美国的种族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旨在分裂我们的迷思。许多白人都拥有丰富的身份认同，但这些身份认同往往不是来自于肤色，而是源自家庭、地域、文化习俗和其居住的社区。我遇到过的阿巴拉契亚人、奥基人、阿卡迪亚人和中西部农民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具体的身份认同都要比简单的白人身份认同更为厚重（在英语里，阿巴拉契亚人、奥基人、阿卡迪亚人和中西部农民的首字母也都是大写的）。事实上，“白人”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虚假身份，其目的不过是想把那些实际上并无太多共同点的人聚拢起来，然而这种身份认同背后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并没有真正服务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我之所以要把“黑人”和“原住民”（Native）大写，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在抵制迷思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一些共同的文化。许多白人群体也形成了自己的反抗文化。在殖民时期的佛罗里达州，拥有英国血统的克拉克罗斯（Craqueros）从事牧牛的工作，一直受西班牙地主的歧视。就像世界历史上受压迫的人们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接受了这个本具有侮辱意味的词，开始自称为“白鬼（Crackers）”。同样，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红脖子”也是如此。红脖子最初是一个贬义词，专门用来形容那些在户外劳作，脖子经常被晒伤的贫苦白人劳动者，后来在与矿业公司进行斗争时，他们都会戴上红色的头巾，以示团结。今天谈到“红脖子”时，大多数人都不会记起，虽然当年大多数矿工都是白人，但其中也有一些黑人。我的外祖父既是一位圣洁的传教士，也曾经是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名黑人矿工，在煤炭战争时期，他和白人矿工曾携手在布莱尔山之战中尝试组建工会，并因此遭到袭击。
当我停下来，反思先人留给我的各种经验教训时，我意识到，号召大众正视白人贫困，拥抱一种能够团结所有种族的穷人和劳工的身份，乃是当下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美国不平等的根本结构仍然被笼罩在当年种植园主向贫困欧洲移民所灌输的迷思之中。这些种植园主试图让这些贫穷的欧洲移民相信，允许他们拥有奴隶的法律最终会为其带来好处。虽然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代历史中，都有霍雷肖·阿尔杰式的故事来维系这种迷思，但白人贫困仍然是揭露这些谎言的一项有力真相。于是我写了《白人贫困》这本书，因为我知道真相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只要我们能够直面美国独特的不平等的现实，我们就可以设法找到有能力改变它的人。真的，除非我们能够正视问题，否则一切都将无法改变。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正是因为我正视了白人贫困的问题，并且遇到了一群能够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美好国家的人。我也想让你认识他们。
本文摘自《白人贫困》一书的序言
《白人贫困》，威廉·J.巴伯二世、乔纳森·威尔逊-哈特格罗夫/著 崔传刚/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月版